立刻眉头紧锁，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显然，他不完全同意赵烈文的观点，认为清王朝并不会完全被推翻，有可能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政权南迁、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样。对此，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他认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恐将彻底灭亡。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赵的谈话确实非常坦率，他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军因明亡于李闯、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统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后来的君王——可能他心中所指为康、乾、嘉——的“君德”故然十分纯正，但善与恶并不互相掩盖弥补，何况“天道”已给他们带来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为十分丰厚的报答，因此这些后来君主们的“德泽”并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无道，仍不足补偿其统治的合法性匮缺。对赵从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的这番言论，曾国藩并未反驳。沉默很久后，曾才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当时的中国，非但朝廷昏庸无能，民族精神之衰落也早已惨不忍睹。

　　“应付鸦片战争之朝廷命官，其见识思维毫无过人之处，对世界大势懵懂无知，事过之后亦无奋起学习之热情。”

　　“太平军事起，曾国藩惊呼：无兵不足以痛苦，无饷不足以深忧，惟欲求一耿耿忠愤血性之士而不可得，此则足以堪忧也。

　　同治中兴之领导阶层，绝大多数都无法摆脱小圈子利益之怪圈，国家兴亡、民族存亡终究退居其次。满洲王公贵族集团之贪婪腐化、鼠目寸光、自私无耻。

　　满族入主中原之后，其压制思想自由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中国之学术文化，完全限于停顿。学术几无可称之处。所谓乾嘉学者，说到底不过是寻章摘句之腐儒，完全没有经天纬地之伟大创造。其于弘扬民族精神、激发国人血性热情，毫无助益。等到列强瓜分中华，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中华文明固有之伟大精神被连根拔起，彻底摧毁。”

　　各地商帮精英对于国防一事也无能为力，只能在商业上努力与外邦抗争。武行精英提倡“尚武精神”、“强国强种”。很多爱国志士也都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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