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吏，穿越至如今风云际会的大发展的历史时机当口，拥有着超前认知的他，很难忍住为这片热忱的土地抛洒汗水与热血的内心悸动。

　　但如此宏大、关乎国计民生的事业，薛明前世也没有机会参与，如同行家里手一样地主动提案，他也有些稍显稚嫩和力不从心。

　　而李司长这边，他毕竟是受限于人生阅历和从政经验的正常人，潜意识中以稳为主的思想占了上风。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李司长来到改革委时间不长，之前的专业积累更多是在工业信息化的领域。

　　李司长能从一名长期主管工业信息化建设的领导，迅速破局，找到能源改革的突破口，在改革委这个主管全面经济工作的机关单位站稳脚跟，已经实属不易。

　　对工业信息化、互联网行业的政策规划，李司长可以信手拈来，但如今时移境迁，有工信部的领导诸公在，他也不好越俎代庖。

　　就这样别扭纠结地过了许久，地方提案已经收集完成。

　　如果在改革委层面，没有新的修改意见产生，那么这一次五年规划工作，李司长和薛明也就真正成了，只负责承上启下、信息传达的协调者了。

　　因为这个时期，地方提案都集中在改革委手里，地方的公关工作也都集中到了改革委领导身上，也是一种另类的跑部钱进。

　　无论公务会谈，还是会谈后的宴请，李司长都带上了薛明。

　　文山会海的材料战，远没有这种收集信息的方式更加高效和便利。

　　更何况不是所有省市都有这种攻关能力的，接触到的这些地方，往往意味着它的资源投入更大，提案的影响力也就更高。

　　这本身就是一种隐含的筛选机制。

　　前文中也有提到，地方经济发展其实有着浓重的互相竞赛的含义，即便这种竞赛并不完全公平。

　　时间是有成本的，虽然看不见，但在大发展时代，先行者的先发优势，往往会越发明显。

　　而且地方省市之间，各自优劣势不同，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下，机遇差别很大。

　　因此在地方保护主义的人性规律下，薛明心中明白，在迎来送往的公关工作中，看到的大部分都会是捉对厮杀的情况，地方意见的竞争会是主旋律。

　　但经过数日的这种信息搜集之后，薛明发现了一条特殊的共性意见，仿佛超脱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反对彼之反对的规律。

　　这条共性意见就是取消保证粮食产量的耕地保护红线，让地方不再受限，放开手脚，以土地资源搭建融资平台，各显身手，大力发展。

　　表达了这个意见的省市多达半数，并且范围很广，从中西部到东南沿海都有声音。

　　最奇怪的是，即便没有主动提出这项意见的省市，有些也隐隐有着学者和媒体的声援支持的声音。

　　他们提出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完全不必守着之前的规则，限制今天的发展。

　　这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经济全球化，产业大分工，这些声音认为应该让粮食生产的工作，大部分转移到国外，从自产屯粮，转变成依赖进口。

　　他们自诩为改革开放的信徒，仿佛这就是改革开放后对接世界经济的必然结果，仿佛一切行业都要遵守这个规律，即便是粮食安全，这种安全的底线，也可突破。

　　薛明重生前并未进入核心机关，只从媒体电视中知道一些别有用心的公知大V，对粮食安全和十八亿亩的耕地红线进行过大肆抨击，泼了不少脏水。

　　而熟知历史的薛明，自然更知道中国历史上就发生过许多以粮杀人灭国的战争手段。

　　所以他一直对那些别有用心的所谓学者公知，对其观点，嗤之以鼻。

　　如今薛明身处机关，权利中枢，迎头撞上了这个关乎国计民生发展和长远安全的历史性、决定性的问题，即便抛开阵营身份，只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华儿女，薛明也要只身入局，仗义执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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