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守于宋代的程朱理学无助于改变世道人心。他们大胆主张对占据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进行怀疑和改造。比如白沙先生陈献章,便主张读力思考和勇于怀疑,用他的话说,即是‘贵疑’:
‘前辈谓学者贵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
在程朱理学被视为金科玉律的时代而主张贵疑,其对程朱理学的怀疑自不待言。但真正动摇并颠覆了理学根基的,是阳明先生王守仁!
其学说前以详述,不复赘言。只消知道一点,孔圣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而朱熹对此的演绎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依照理学的说法,格物致知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最基本的环节,王守仁却提出格物致知是不可行的,从根本上否定了理学的实践意义。
出于救治现实政治的思考,王守仁在格物致知之外提出了一种新思想学说,这即是人所熟知的‘致良知’。何谓良知呢?王守仁本人多次对此进行明确的论述。他说:
‘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
与前儒的故作高深不同,阳明公的意思极为简单和明白。所谓良知,即是人心中固有的、与生俱来的天理。这种良知的得到,并不需要向外去格物,而只须到内心去寻找。这种良知说的提出,从表面来看似乎是孟子‘人皆有其侧隐之心’的老调重弹,又似乎是理学家所攻击的堕于禅道,但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考察,则其根本意义仍在于攻击当时曰益[***]堕落的广大官绅集团。
因为依照被当做官方正学的程朱理学,只有向外格物才能获得真知,这种格物致知的理论只适于广大读书阶层,只有熟读圣贤书的人才有能力去格物,去成为圣人。这等于不明确地提出了读书人最高贵、最聪明。也就为官僚集团提供了一种享有特权生活的理论支柱。
阳明心学提出良知说,实际上对官绅集团的优越感来了一个釜底抽薪——既然圣人不是格物而能做成的,而良知又是人人天姓中都具备的,这就抹平了官绅集团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沟壑,所有人都同样必须去寻找自己的良知,也就没有谁高贵谁低贱之分。
这种学说一经提出,就史无前例的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的拥护:它不仅吸引了几乎所有不满现实政治的读书人。还得到了迅速成长壮大,却得不到社会地位的商人阶层的鼎力支持。甚至连最广大的黎民百姓,都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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